互联网+普惠金融:要热情更要安全

在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,也应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。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,安全是第一位的。

  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“互联网+”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,尤其“十三五”期间“互联网+”和金融如何服务“三农”事业,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。

  当前,面向“三农”的金融服务存在“沉不下去”的现象,很多商业银行“浮”在城镇,农民和小微农企长期融资难、担保难,农村征信市场严重缺失,使得金融机构对“三农”长期敬而远之。但去年以来,诸多互联网、大数据企业相继涌入“三农”领域,尝试以高新科技手段弥补传统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,击中了普惠“三农”多年以来的诸多痛点。

  然而,这些新打法、新出路的本质仍是金融,亟待监管规范使之成为新经济发展动力,也亟待切实防范风险,维护经济社会稳定。尤其是在监管层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大背景下,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也面临着净化和提纯。

  近日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专访。“很多人都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,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,但金融是特殊产业,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、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,光凭热情是无法将企业办好的。”李东荣表示,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这一新出路势必带来新挑战,当前要义是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,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,将行业“害群之马”坚决清理出去。

  普惠金融是世界难题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推进普惠金融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,但同时也是个全球性难题。你对此怎么看?

  李东荣: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银行从事货币信贷工作,曾经还与国家扶贫办的同志一起组织推动农村信贷工作。30多年前,我最早接触的贷款业务就是对农村地区的扶贫贴息贷款、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以及供销社贷款等,期间接触了很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,对农村的金融问题积累了一定认识。

  我深深感到,这是一个面临着长期挑战的全球普遍难题。不仅在中国是难题,在全世界都是难题。其核心,是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公平、公正、高效、便捷和便宜的金融服务,全球都在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。

  今天谈普惠金融更有现实意义。一个可喜的现象是,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这几年在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和国务院的诸多重要文件中,均出现了“普惠金融”、“互联网金融”、“移动金融”这三个词。尤其去年国务院发布《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(2016-2020年)》,更是表明了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高度。而且,金融机构经历了多年艰辛探索,当前在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、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上均比过去更加清晰了。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这几年,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工作可谓遭遇了颇多困难。在你看来,真正的难点何在?

  李东荣:实践中,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,就需要解决一些历史性难题。我个人认为,全世界普惠金融的难题都离不开以下三点:

  第一是金融服务成本高。尤其边远地区、人烟稀少和交通不便的地区,我们传统做法就是设机构、派专人,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。回到金融的本性上,金融实际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产物,所以首先要遵从价值规律、成本核算。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因此天生具有逐利性,必须实现股东回报。当然,金融机构也要讲社会责任,也要整体上考虑社会平衡。正是因此,全球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解决实现普惠金融的高成本问题。

  第二是服务效率低。金融机构在大城市相对更好经营,规模大、设施较为先进且员工工作方便,但要深入到具体地域,例如边远地区,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就很难设置先进的设施,影响服务效率。

  第三是商业不可持续性。作为经济组织,金融机构要遵循经济基本规律。如果商业不可持续,即便有一腔热血也难以实现普惠金融,更别谈做深、做扎实了。

  早年,我们曾很敬佩孟加拉的“穷人的银行家”——穆罕穆德.尤努斯。他经常到访北京,介绍孟加拉的普惠金融经验。但后期,他的经验模式同样很难持续,也回避不了一些全球性难题。

  但当下令人欣慰的是,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和解决思路。我们已经认识到仅靠传统模式是不够的,仅凭热情和愿望也是不够的,要同时结合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,才能真正推动普惠金融最终实现。

  新出路,也是新挑战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当前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已然大势所趋。对于互联网如何弥补传统服务模式之不足,你有何看法?

  李东荣:现代科学技术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,实际上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。

  例如,传统金融服务首先要设网点、设机构、安排专人。但如果金融交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比例,安排专人则很难维持。但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条件下,这个问题则有可能妥善解决。

  当今社会可谓是“无网络,不金融”。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不可能离开网络和移动网络,网络为金融服务延伸到“最后一公里”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。

  普惠金融是我们的共同需求,而互联网金融尤其移动金融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。我们应该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,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,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公平、合理、有效的服务。当前,无论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,均积极尝试结合中国国情、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金融服务,包括蚂蚁金服、腾讯、微众银行以及工、农、中、建等传统银行机构和农村信用社、农村合作银行等,均在努力寻找新出路。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,期间需着重要解决哪些问题?

  李东荣:我个人认为,要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普惠金融,应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:

  一是安全性。要警惕一些诈骗者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,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,骗老百姓的钱。尤其在农村,财富的积攒尤为不易,一个欺诈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摧毁一个家庭。因此,首先就是解决好安全性问题。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,安全是第一位的。要保证老百姓在金融交易中不会轻易被欺诈和产生损失,尤其是在农村地区。这就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技术水平,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  二是便利性。要让金融服务变得更方便、有效、简单,如同“傻瓜相机”般易于操作、便于知晓,尤其要让投资者明白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和风险性。要让老百姓拿起手机就能很简单地进行存款、取款、汇款、融资、理财等操作。当然,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。

 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,即经济性问题,也就是解决普惠金融成本的可承受性问题,要让老百姓用得起、用得值当、用得划算。

  上述这三方面解决好了,推进普惠金融才可能有新的突破。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如你所述,安全性、便利性和经济性至关重要。为此,全新的渠道和模式发展,需要遵从哪些基本原则?

  李东荣:全球对于普惠金融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都非常重视。最近G20专门设立了研究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工作组,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,要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让金融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便利。结合中国国情,我觉得在前述基础上,还应坚持以下原则:

 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,优化政策环境。金融业务毕竟是市场行为,须遵循市场规律,尤其商业性金融机构须考虑商业可持续性。因此,普惠金融要遵循市场原则和市场导向,不能光凭热情。要综合运用我国的财政政策、税收政策、投资政策和互联网产业政策来支持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。例如,这两年通信运营商降低了宽带费用,将4G宽带服务覆盖面扩大并延伸,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,便利老百姓的同时,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。

  二是覆盖基础服务,实现重点突破。要统筹考虑城乡总体发展,使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,即不论是传统网点服务还是新兴技术手段,网络覆盖到哪里,基础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。例如,针对我国最年轻的地级市——海南三沙市,如果按照传统习惯,这一地级市应具备金融机构的普设机构,因为该市是厅局级单位,按惯例应设立分行一级的机构,比如设立工商银行三沙市分行等。但我们分析发现,该市人口与陆地面积较少,并不一定需要新设很多大型机构,重要的是解决服务覆盖面问题。因此,考虑到通信信号已覆盖了该市,工商银行通过各种电子金融服务机具,也能满足其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,节省大量成本并提高了效率。而这,就是现代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作用于金融服务的体现。

  清理“害群之马”
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今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整治年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正式成立。一方面要推动创新发展,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,你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?

  李东荣: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。推动创新发展是必须的,通过创新能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地惠及全国。但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,不论企业或个人,投资方或融资方,都必须注重风控。尤其是发展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,不能因过度强调创新而忽视安全防范,导致一些农村企业遭受损失,或者农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。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、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,以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的建设,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。

  对此,我有几点具体建议:

  第一,要实现“互联网+普惠金融”,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,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。但是,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,各国均有差异,中国若采取肯尼亚和孟加拉等国的模式,恐怕风险会很大。具体到现实国情,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就差异较大。例如,互联网金融企业80%都高度集中在东部6省。因此,要有选择、有区别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。同时,要善于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,鼓励各地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上积极探索。只要是科学的、符合实际的、有安全保障的方法,都可以研究和借鉴。

  第二,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。当今社会已不能相互割据地来发展金融了。我国的电子商务、银行、证券、保险以及互联网企业均各有优势,尤其互联网企业在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明显。例如,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就黏住了大量客户,拥有很重要的资源。

  应该鼓励互联网企业发挥其技术能力和计算资源,鼓励传统银行机构与新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合作,扩大合作空间。同时,传统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其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、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,将其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,实现“1+1>2”的效果。

  第三,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。互联网金融是个好东西,但引导不好,就会让一些动机不纯的“害群之马”影响整个行业。当前,首先要重建市场秩序,因为创新总是走在监管之前,但监管不能过于滞后,监管层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补位,避免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不断发酵和扩大。所以,当前重任是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把“害群之马”清理出去。

  我认为,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分为三类:第一类是经营较好的企业,具备良好的动机和管理实力,能实现较好的风控和市场效应;第二类是发展动机良好但自身受各方面条件制约,内部风控、管理资源或资金实力有限,需要加强教育和帮助,夯实内部基础。事实上,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,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,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,但金融是特殊产业,需要诸多重要的手段和方法,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、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,光凭热情是不行的。第三类,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,借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非法集资等,妄图实现个人发横财等私欲,必须坚决清理出去。

  第四,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移动金融。移动金融被全球公认为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,具有两者的双重基因以及服务渠道多、范围广、效率高、适应信息时代条件等特征。当前,一部智能手机基本能实现所有的金融服务,接下去若规划合理、建设得当,现金收付业务、资金融通业务、征信业务和理财业务均可在移动端实现。

  李东荣简介:

  1954年出生,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,经济学博士,教授,研究员,博士生导师。现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,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  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,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,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,国家禁毒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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